党的十九大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民幸福为目标，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由此可见，作为社会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机制的构建成为了培育全民健康社会心态有效途径。新生代农民工，即中央一号文件定义的“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断地流入城市之中，且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因个人、社会、政府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发展既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被个体内部差异所限制，由此催生出许多心理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仅凭几次简单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最有效的路径便是构建完备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将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城市视作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其融入过程中心理发展受到的影响，即来源于各种生态因素的干扰。因此，从生态干扰理论角度出发，要克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需整合多种生态干扰因素，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理，进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促进其融入城市生态组织之中。

一、生态干扰理论的内涵

生态学将干扰作为影响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结构和演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于生态干扰给出了定义，White Ps（1985）认为，干扰是一个“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件，相对来说是非连续性的事件，是在不同空间、时间尺度上产生的自然过程”。[2]Turner认为，干扰是破坏生态系统、群落、种群的结构，并改变资源、基质的适宜性，或者在物理环境的任何时间上发生的相对不连续事件。[3]李政海等认为，干扰是阻隔原有生物系统生态过程的非连续性事件，它改变或破坏生态系统、群落、种群的组成和结构，改变生物系统的资源基础和环境状况，影响生物系统的生存与发展。[4]张燚等人认为，干扰的类型一般有以下几种划分：按干扰的来源划分为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按干扰的功能划分为内部干扰和外部干扰；按干扰的后果划分为积极干扰和消极干扰。干扰理论正是通过确定干扰类型、干扰来源及原因，并清楚了解各种干扰因素的规律、强度、范围以及后果，从而采取有效的生态措施或工程措施预防和恢复生物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活力和弹性力。[5]综合学者已有的研究，将生态干扰的内涵定义为“群落外部不连续存在、间断发生因子的突然作用或连续存在因子的超正常范围波动，这种作用或波动能引起有机体或种群或群落发生全部或部分明显变化，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移位，从而影响生物系统的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干扰理论应用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分析的必要性

（一）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具有更强烈地融入城市愿景，他们大多想摆脱农民的身份，彻底成为城市居民。城市作为一个开放、活跃的生命组织，具有物种、种群、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将融入城市作为毕生追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成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个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来自生态环境各种因素的干扰。以伴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状态为例，自卑、焦虑和抑郁是其在城市生活最易产生的心理问题，如若堆积，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产生价值扭曲，影响其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因此，从生态干扰理论角度出发，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种干扰因素，不仅是其自身诉求，也是组织生态链循环发展所必需的。

（二）生态干扰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时刻伴随着个人发展的心理资本会因自然干扰与人为干扰、内部干扰与外部干扰等生态因素发生变化，长此以往催生出许多心理问题。良好的心理资本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直面现实困境、化解生存矛盾从而更快地融入城市，同时还可以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心理稳定，推动城市生态组织的和谐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态组织的“细胞”构成，其现实生存境遇也同样遵循着“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规律，一切干扰因素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影响，其实源自于个人自身的选择，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干扰产生作用之前就及时调整心态扭转心理以面对现实困境；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任由干扰因素对心理产生消极影响，采用回避和忍受的态度来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催生出多种心理问题。所以，借鉴生态干扰理论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有助于揭示其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形成机理，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教育机制提供新的逻辑与策略。

文章来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网址: http://www.zxxxljkjy.cn/qikandaodu/2020/1225/720.html